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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2016-01-04 15:07:0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姚远 【 】 浏览:1659次 评论:0

    新闻出版机构是边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很出色的部门,重视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聂荣臻对此十分关心。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党中央委任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刚刚创建一个月,日军就对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围攻。在这次反围攻作战非常紧张的时候,聂荣臻找来当时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的黄敬和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人,商讨创办党报事宜,决定派舒同负责党报筹备工作。很快,就在反围攻胜利结束的前十天,即1937年12月11日,这张石印的党报就在根据地中心阜平城创刊了。同一天,还成立了抗敌剧社。当年沦亡敌后的广大同胞,终于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报纸。当群众从报上得知八路军一连打了7个大胜仗的消息时,不约而同地带着用丝帛制成的锦旗,奏着笙箫鼓乐,到阜平城欢庆胜利。

    1938年8月16日,在五台山的穷山沟和寺庙里,终于印出了第一张铅印党报《抗敌报》,聂荣臻称初期的《抗敌报》为“民族的号筒”。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双日刊改为日刊。聂荣臻为新出版的《晋察冀日报》题词:坚持敌后抗战整三年,边区子弟兵愈战愈强,《抗敌报》更以新的姿态——《晋察冀日报》出版,我们的宣传战、思想战也愈战愈有力。

    在聂荣臻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晋察冀日报》坚持出版10年多。它虽然只是反映这个模范根据地的局部,报纸也不那么精美,但它是一个历史见证。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

    1948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合并,成为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距西柏坡不远的里庄,既是《晋察冀日报》终刊地,也是《人民日报》创刊地。《晋察冀日报》6月14日宣告终刊,《终刊启事》由邓拓起草、聂荣臻审阅后刊于报端。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1939年4月,《边区文化》也创刊了。聂荣臻在创刊号上题词:《边区文化》是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将更是战胜日寇有力的一支文化正规军。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根据聂荣臻的指示,这本创刊号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关怀“反战同盟”的成长并为之题词

    1941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聂荣臻发布了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训令。各部按训令要求,派出30多个武装宣传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敌占区,历时40天,散发宣传品130多万件,召开伪军和伪组织座谈会250多次,产生了重要影响。3月间,他又发布了第二期政治攻势的训令。训令要求各部像上次宣传攻势那样,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散发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还可以继续利用关系,召开伪军、伪政权组织人员及其家属的座谈会,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于孤立必败的境地,动员敌占区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协助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

    此后,各部先后派出有几十到上百人的武装工作队60多支,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如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由日军被俘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成)”等成员设计拟制的。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如传单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说别的道理;慰问袋除宣传品以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等。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甚至还成功地在碉堡附近与日军进行了樱花节联欢会。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的思乡厌战情绪。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或用喊话筒对伪军据点喊话,告诉他们宣传品放在什么地方。有的伪军还与工作队员对话对歌,叫今后多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而武装工作队召开的伪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气氛活跃,收到很好的效果。

    聂荣臻在一张针对伪军政人员的布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号召:“审时度势,幡然悔悟,举义反正,为国杀敌,以赎前愆”,并警告,对执迷不悟者,定当国法论处。这样的布告,甚至贴到了石家庄日伪军的碉堡底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为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活报剧、快板、歌曲、大鼓、花鼓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极大地振奋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精神。

    聂荣臻看到不断传来八路军武工队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因此,1942年5月,他在转发八路军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指示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1/3或1/2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轮番调换。”

    正是在这种对敌政治攻势轰轰烈烈展开并初见成效之时,1942年5月7日,聂荣臻为“反战同盟”题词一幅: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军阀,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善!

    为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题联

    1943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县城南庄乡的温塘村召开。此时,晋察冀边区已辖有13个专区。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会前,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和宋劭文等一起,高兴地接见了来自边区各地、各阶层、各党派的288名代表。这些代表中有不少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冀中和冀东等地穿越敌人封锁线赶来的。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聂荣臻邀请与会代表参加了阅兵典礼。为了防止暴露目标遭到空袭,晨光熹微之时,阅兵式在城南庄外的杨树林边一片开阔地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让代表们,特别是来自敌占区和五台山寺庙的代表大开眼界,异常振奋。

    聂荣臻为这次边区参议会题写了一副对联: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这一副气壮山河的题词对联,高高地悬挂在会场上,非常醒目,激励了全体代表;对联还被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更鼓舞了广大读者,这实际上是吹响了准备大反攻的战斗号角。

    会上,聂荣臻代表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端坐在铺着草席的泥制长凳上的代表们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他说:5年来,我军作战1.4万多次,歼日伪军17万多人,内有俘虏投诚的伪军3.9万多人。我军伤亡6万多人。

    大会期间,议员们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将中央北方分局1940年8月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还通过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县区村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及《实施细则》《晋察冀边区关于逮捕搜查处理特种刑事犯之决定》《晋察冀边区抗战勤务条例》。大会选举成仿吾为边区参议会议长,于力为副议长。选举成仿吾、于力、杨耕田等7人为参议会常设机构——驻会参议员办事处委员。选举聂荣臻、宋劭文、吕正操、张苏、王承周、刘奠基、胡仁奎、刘凯风、王久茎等9人为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选举王斐然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充分体现了“三三制”的原则,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全和完善了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表明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应邀列席大会的燕京大学英籍教授班威廉夫妇称赞边区参议会和“三三制”政权的实现,是一个“奇迹”,是近代史中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重大的试验。

    马褡子、羽绒被和“遗嘱”诉说着同白求恩间的深厚友谊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长160厘米、宽90厘米、质地为布料的马褡子。这件马褡子是由聂荣臻捐赠的,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物原先是1938至1939年间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赠给聂荣臻用的。在四川省江津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的馆厅里,还陈列着白求恩在临终前赠送给聂荣臻礼物——一床草绿色羽绒被。它一直陪伴着聂荣臻度过了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直到全国解放。为纪念友人,聂荣臻一直将此羽绒被珍藏家中。后来他还将其交给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使用,这床看似普通的羽绒被不仅温暖了聂家三代人,也成了聂帅家的“传家宝”。直到兴建聂帅陈列馆时,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才于1999年将它捐赠出来。此外,在河北省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里,还珍藏有一份相关的红色文物,那就是刊登有白求恩临终写给聂荣臻“遗嘱”的报纸档案资料。这些文物见证着聂荣臻同白求恩之间浓浓的情谊。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6月17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穿越太行山,渡过黄河天险,冲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正太路,到达了驻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对白求恩的到来,聂荣臻特别高兴。白求恩见到聂荣臻的第一句话就是迫不及待地问:“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聂荣臻想到他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了,便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可是白求恩说:“亲爱的聂司令员,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当聂荣臻介绍了晋察冀目前抗战的形势和军区卫生工作的情况,并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时,白求恩没等翻译把话说完便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没等天亮,白求恩就整好行李牵马来到了司令部。他考虑,自己要到战斗在几十里外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伤员在等待他,前线需要他。他向聂荣臻请求任务并坚决要求立即动身奔赴前线。聂荣臻最终同意了白求恩的恳求。从此,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支持下,白求恩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硝烟炮火中忘我地夜以继日地救治八路军伤员,曾创造了69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在工作往来中,聂荣臻和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随同医疗队赶往滦源摩天岭前线,在临近火线的孙家庄小庙里设立手术室,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一天下午,在为伤员做手术时,他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刺破。

    11月1日,一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被抬下火线,送到白求恩面前。这是一种外科烈性传染病。白求恩不顾劝阻,立即进行手术抢救。期间,白求恩的手套被划破,病毒侵袭了他受伤的左手中指,发炎的手指受到了严重感染。5日,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但他却说:“不要担心,我还可以照样工作。”7日,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当时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夜晚住在太平地。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又走了35公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此时他的体温已升高到39.6℃。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下午,白求恩头部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闻讯马上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办法,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下午3点,护送白求恩的担架到达唐县境内黄石口村。白求恩已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坚决要求担架停住。村长陈同勋安排一行人下榻在村口邸俊星家。这时,白求恩脸色蜡黄,左臂已变成黑色。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白求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曾一度昏厥过去,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

    1939年11月11日,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白求恩,用他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写下了一份语言质朴、令人感动的遗言。

    11月12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聂荣臻收到这封信。这位身经百战、一向有“钢铁将军”之称的聂荣臻,在读这封信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

    几年以后,白求恩的遗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组织和技术》一书出版,聂荣臻在序言中这样描述白求恩最后的时刻:“当他最后为抢救伤员而不幸中毒阖逝前的一刹那,在山村陋室的卧榻上,关切叮咛后死者的周详备至,在他的一纸遗书和二三传语中,寄托着人间至上的真情和热爱,在战斗的人心里更留下了无穷的感痛。”

    白求恩给聂荣臻的这封信,在70多年前,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就是在今天读来,依然饱含深情、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绝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显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后的当天上午10时,白求恩的遗体被抬往于家寨。

    17日上午,聂荣臻到达于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为了表示对白求恩的敬重,军区按照当地的风俗,特选了当地最好的柏木寿材,由聂荣臻亲自为白求恩入殓。

    当日夜,部队将棺木悄悄地下葬于村南狼山沟门,距山脚下废碾盘十步处。葬后,将地犁平,没留坟头,不留一点儿痕迹。3天后,日军到于家寨进行冬季大“扫荡”,后又多次洗劫,白求恩的初葬地始终没有暴露。1940年1月4日,白求恩的灵柩被起出送到唐县军城南关,准备召开追悼大会后重新厚葬。

    1月5日下午,晋察冀边区在唐县军城南关的古阅兵场上,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白求恩的灵柩被安葬在军城南关古阅兵场西北角的一个高坡上。聂荣臻宣读了情真意切、沉痛悼念的祭文:

    聂荣臻谨率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悼于加拿大医学家伯琴(即白求恩)同志之灵前,曰:呜呼!伯琴,以天赋之英才,造医学之极峰,抱高尚远大之理想,献身革命。高爵不足羁其鸿志,厚禄不足系其雄心,誓讨佛朗哥之不义,投身西班牙之战争。地中海边,波涛未平;太平洋上,烽火方殷。君不辞劳,万里长征,深入敌后,赞助我军。寒衣土布之服,饥餐粗粝之粮,救死枪林之下,扶伤炮火之场,运斧神于轮匠,奏刀妙于庖丁,无轻伤不速愈,虽重创而皆生。日劳病榻之间,夜书膏火之旁。行遇路人之疾,止予治疗之方。医术精于华佗,精神比于墨翟。非热爱乎人类,谁曾至于此极。革命未竟,英雄先亡,噩耗传来,云胡不伤。为君执锦,送葬军城,临穴涕泣,不知所云。

    在追悼大会上,聂荣臻号召边区军民向白求恩学习,宣布将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还为修建白求恩墓和纪念碑奠基。所有这一切无不寄托着聂荣臻对白求恩的无限哀思。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开始为白求恩修建陵墓。墓址选在军区经常组织大型集会的军城南关古阅兵场。6月竣工。门柱上方用弧形钢筋架起舒同书写的“白求恩之墓”5个大字。卧碑后面的假山上,巍然屹立着白求恩石像。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战火硝烟,那份白求恩临终写给聂荣臻的珍贵“遗嘱”真迹,原件已无从查找。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业界人士几经周折,最终在河北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找到了白求恩“遗嘱”的最早、最真实的版本。

    据了解,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为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附属医院,也是白求恩生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目前这里是国内保存白求恩档案资料相对齐全的单位。据曾经与白求恩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战友——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张业胜介绍:当时白求恩的“遗嘱”翻译成中文传到加拿大,加拿大再用英文发表后又传回中国,有人误认为那是原件。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估计“遗嘱”原稿丢失在当时的翻译过程中。

    在白求恩去世后,这封写给聂荣臻的信一被刊登在1940年1月4日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刊》上,并同时刊登了“白求恩逝世经过”“白求恩临终前布置阵地医疗工作的信”等内容的稿件。而当年记录白求恩逝世经过和白求恩“遗嘱”的这份《抗敌三日刊》珍贵报纸资料,就保存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档案室里。

 





Tags: 责任编辑:宣城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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