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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树民:“末代”知青不幸有幸
2018-09-17 16:31:14 来源:安徽党史网 作者: 【 】 浏览:125次 评论:0

 口述前记

  佘树民,男,195910月出生,汉族,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共党员。1976年亳州一中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两年,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亳县县委农工部工作,1984年调入宣传部,后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2004年,任亳州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2011年任亳州市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主任。

  曾获得安徽省首届优秀理论工作者称号。主编了《亳州之旅》《亳州四名》,出版了《想到就说》《我思我快乐》《亳州老街盛景图》。

  我左手拎只盛脸盆的网兜,右手提只帆布箱子,在鞭炮声中,随着大队人马,于1976年年底来到农村。那年我刚17岁。

  我生于195910月,先天不足,生下后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幼时营养不良。1966年上小学一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高中只有二年级,小学是五年级,正巧,我的学业是“十年寒窗”。而更巧的是,我的就学10年正巧与10年“文化大革命”同步,同始同终。197610月粉碎了“四人帮”,我没高兴几天,就于年底下放了,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

  落 户

  那天清晨,解放牌汽车载着几十个年轻人从城里开往城南30多里的亳县赵桥公社。车到公社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此时,我已是饥肠辘辘。公社的院子里,“五七”办的人念着充满豪言壮语的讲话稿,念了好长时间,最后说:“各大队都有来接知青的,你们跟着他走,那里的贫下中农会张开热情的双手欢迎你。”人轰地散了。一阵嘈乱之后,我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人了,寻了半天,也没见一双热情的手。连敲几个门才找到刚才讲话的,他查了查名单,说你被分到离公社十几里的腰庄大队关帝庙生产队,那里路远,没通知上,所以没人来接。我咬咬牙,忍着饥饿上了路,问了好几次道,才在天黑摸到关帝庙。进庄后,找到一个老汉,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老汉说:“劳力们还有三五个老知青都上河工了。你撬开知青点的门,先住下。”

  撬开门,放下行李,我饿得蹲在地上几乎起不来。一会儿老汉拎着半口袋东西进来:“这屋里做饭的家伙都拉到河工上了,你要做饭,上我家先拿几样东西。”我跟着他搬来土锅腔子,拿来锅碗瓢盆,又从麦场上挟来柴禾,准备做饭。老汉问:“你做什么?”“面条啊。”老汉指指口袋说:“这是麦子,还没有磨呐!”我顿时傻了眼。老汉问:“会不会套驴?”“不会。”“我给你套上,你先磨一点吧。”

  老汉套好驴,找来箩筛、笆斗等物什就回去了,毕竟天太晚了。对我这个城里学生来说,只是见过驴,或者在课本里学过《黔之驴》,而今要使唤它,真有点心虚。为了吃上面条,豁出去了。我伸手朝它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驴倒蛮听话地拉开了。我暂时忘掉了饿,一边扫麦子,一边筛面,还一边赶牲口,累得满头大汗。我觉得比驴还累。等把20斤麦子磨完走出磨房时,抬头已满天星斗,再低头看看自己,一身的白面,裤腿也被驴尿湿了。

  有个十二三岁大的男孩听说来了新知青,跑来看热闹,上来喊声“俺叔”,接着又帮我拎水,借案板、烧锅。和好了面,切成指头粗细的面条,下到锅里,居然煮熟了。找一双秫秸杆子当筷子,连吃了稠稠的三大碗!那个面条香哟,真使我终生难忘。这是我第一次下手做饭,也是我挨饿时间最长的一天,整整一天才吃上这顿饭哪。

  我下放的那个点有4个老知青,这一批分到点上就我一人。可一到关帝庙,才知道他们因为意见不合,已分开单过日子了。没办法,我也就只能凑合着单做。

  当时有政策,每个知青有500多元的安家费,包括盖房子买家具。我去的时候,刚好有位知青招工进了城,留下的有床和桌子,这500多元可想而知就留在了大队,与我没关系了。而我就这样简单地落户了,成了一个农民。

  劳 动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下乡就是干活的,对于干农活我从不怕。那时生产队里牲口少土地多,人均4亩多,农时不等人,所以,犁地耩地大部分都是靠人在前面拉。男劳力们五六个就可以合成一犋。我当时虽然不到18岁,但因为之前是亳县一中体育班毕业的,打球跑步练出了好身板,所以,再棒的劳力我也不惧他。在拉犁子时,我有股子猛劲,我总是嫌这样慢悠悠得急人,就带头跑起来,其他几个人也被我带得跑起来。等到坐在地头歇休时,我还像没使完劲似的,跟最壮的劳力摔跤。当时,知青的日子没有当地男劳力好过,因为生产队队长要求,女劳力提前半个钟头回家做饭,而男的留在地里继续干活。男劳力回家后就能端碗吃上媳妇做的饭,而我们呢,放工回去还得再做饭。

  几乎所有的农活全部干了一遍。但还是有的活没干过,比如午收,你要是割麦,就不能去打场。男劳力都是拉麦、打场。拉麦都可以干,可是扬场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根本轮不到我们干。有几位老庄稼把式,几乎是一年才能显摆一次,哪能轻易让给年轻人!麦收季节我主要是拉麦、扛口袋,交公粮时,扛着百十斤的口袋走在晃悠悠的板子上,没有胆量真不行!麦收季节最令人难忘的是夏夜在麦场里看粮,听几个老汉说旧社会的事,说土匪、烟土,说地主、小姐,一听就是半夜,好不过瘾。

  干活中最累的是挖井抗旱。大轰隆干活时可以使滑,当地人也不较真,可就怕平分任务。有几天里,我和一个复员军人合挖井浇红芋,任务是一晌两人挖一口井。那时水位很浅,但再浅也得挖一人多深,井口像一口棺材那么大,要出两方土。几天干下来,手上磨得全是血泡。挖河也挺累人的,不过,有人专门做饭,光干活不想别的。我一共挑了两次河。为什么说“挑”河呢?农村挖河主要靠铁铣和架车子。开始是用筒子铣挖,挖的同时,把土用力甩上河岸去,用铁铣清理碎土。等到挖很深时,就得用架车子,牲口和人力齐上。挖河最关键的是打龙沟,就是在河中间要先挖一条深沟,将水沥出来抽走,这样就可以在干松松的地上干活,不用挖稀泥了。打龙沟脚要站在深水里,而挖河又都是趁着冬季农闲,这样,挖龙沟就很折磨人。那时深筒胶鞋不好找,只能打赤脚下去,先喝两口红芋干烧酒,然后大喝一声为自己壮威,等到冷得坚持不下去时,爬上来两腿已冻得通红。

  饭 场

  那时除冬天外,一天三晌活,天一明脸不洗就下地,干完后回家做清早饭,再去干活,下午两三点时再吃第二顿,吃罢还去干活,晚上谁饿谁就再吃。淮北农村都这样,三晌活搭配两顿饭,卡得还挺紧。

  关帝庙庄的中心有条通向公社的大路,有一棵六七十年树龄的老榆树,树下有一眼老井。离那老井不远处,躺放着几棵很粗的檩子,每当吃饭时,它的上面总要坐着不少庄稼人。每逢农户家的烟囱里冒过浓烟,约半个小时后,老榆树下便陆续汇集了大人、小孩,大闺女、小媳妇。端着饭碗的,拿着馍的,捧着盛满煮红芋的罩头子的,像是城里的干部们拿着茶杯、笔记本和皮包来开会。有议论生产队的生产计划、作物茬口安排的,哪块地庄稼长得好,哪里的庄稼生了虫;有说人的生老病死的,张家的儿子要结婚,李家的闺女要嫁人;有的谈论某处唱大戏,青衣的身段长得俏,花脸唱得盖亳州;饭场中最热闹的一幕莫过于“骂大会”,帮衬的,附和的,接话把子的,插科打诨的,引得笑声连片,逗得前仰后合。笑骂得兴起时,有的还放下饭碗,动手动脚。我年轻,很多话当时是一知半解,多少年后才回味出话里的意思。饭场中的“骂大会”恐怕是可以佐膳的最好一道菜了。在那个贫饥的年月,每人的饭碗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红芋饭、红芋馍,不“骂大会”,笑笑闹闹,这饭如何咽得下?

  那时的饭菜都相差无几,各家的饭像是一个锅里舀出来的,黑面馍,煮红芋,杂面稀饭,谁家做的略微好点,也让人夹一口尝尝。若论吃相,则是各式各样。有人站着吃,有人倚着墙吃,有的坐在檩子上,更多的是在一片空地上蹲下去。夏天,大家都聚拢在老榆树巨大的伞下,荫荫凉凉。冬天时,一溜儿排开,都倚靠在墙根儿,边晒太阳边吃煮红芋,暖意融融。离开那里几十年间,这场景一直萦绕在脑海。同时,我们知青点也是个饭场,天天人来不断,尤其是吃饭时,每次都有四五个劳力端碗来吃,吃过后我们知青就连忙敬烟。烟不是太好,什么“大铁桥”“大丰收”,一毛钱一包,就这也不是经常能吸到,我抽烟就是那时学会的,没钱买烟时,也学会了自己卷烟抽。

  返 城

  按当时的政策,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人,那时我哥姐全都下放了,我是可以不下去的。但不下放又如何呢?毕业即失业,城里又招不上工,最主要的是,我的同学、朋友都下去了,剩我一人也无聊,因此就选择了随大溜。下去几个月后,我开始感觉到无聊和苦闷,因此就想到了高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像撒豆子似的,哪个公社都有,就只好找离得近的去。我有辆破自行车,想去个三四十里是不在话下。到了别的知青点,一看情况都相差无几,别人招待自己的,最好的饭也只是纯麦面面条,我招待插友的也同样是面条。那时生活虽艰苦,但却能吃上好面,这是因为当时的知青政策起了作用,下放第一年供应全年商品粮,每月30斤,每年补助100元。第二年、第三年商品粮和生活费递减。第四年什么都没有了,断奶脱钩,变成标准的农民一个。

  农活一闲就想着回家。幸好下放的地点离家不远,也就40里路,三四个小时的工夫,空身一人骑车,很轻松也是很惬意的事,若是与插友一起走,那就更不觉得是一回事了。遇到自行车被社员借走时,也多次走着回家。有几次回家,走在公路上想搭顺风车,就随手捡走地上的空香烟盒子,往司机扬手,司机一看是几个知青,觉得不好惹,就一加油门闯过去。有次回家是赶在一场大雪之后,大地白茫茫一片,几乎分不出路沿,我一人走着回家,一路上几次滑入路沟里去。尽管是深一脚浅一脚,腿累得生痛,这都算不了什么,主要是满世界的洁白,把眼刺得发酸流泪,难以睁眼看清路,连脑子都被刺得生痛。怎么办?我摸了摸口袋,摸出个糖果来。好了,有办法了,我把糖果纸剥开,用钢笔在糖果纸上面涂满了蓝色的墨汁水,贴在眼上,变成了“墨镜”。就一个糖果纸,只能贴一只,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这只眼累了就换另外一只眼。我想,当时我的模样一定很怪诞滑稽,若是让人可见了,一定当成了从青龙山上下来的土匪“独眼龙”。可惜路上只我一个人,既抢不了别人,也没人观赏,十几里的大路上,仅有一个从知青点归来的略带点匪气的十七八岁的“老插”。

  文 娱

  身体的劳累,物质的匮乏,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精神的空虚。村里没有电,漫漫长夜最是难挨。有天正值数九寒天,知青点里就我一人,天黑时外面北风呼号,室内冷到零下十八九度。柴油灯点不亮了,因为天冷煤油上冻,我便把煤油灯放在烤火的余灰里焐着,一个人呆呆地守着漫漫长夜。知青点共4个人,人们都在时,还十分热闹,只有一两人时,便难以打发时光。有时,我们听说十几里外有一家娶媳妇的,请了唢呐班子,为了听吹响的,我们大黑天找了十几里路,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我们几个还组建个篮球队,过不几天就找大队小学的老师们比赛,后来又精挑两方主力组成一队,与邻大队交战,那段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我们附近有位60多岁的城市下放户,是位见识广、有文化的慈祥老人,我刚插队时,在生活上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晚上我最爱到他那里串门,队里订的《参考消息》放在他家里,他屋里还有一个有线广播,都爱去那里。可是过了不久,我听说那位老人是“四类分子”,留神看看,他的墙上还果真写有劳动改造守则。怪不得大队书记从不到他那里串门哩。管他呢,我们不问这些,反正哪里热闹,我们就到哪里去,管他是哪一类。说实话,反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的农村生活和生产知识。多少年过去,想到这里总要自嘲: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却与城里下放的“四类分子”交往甚密,真是莫大的讽刺!

  我们屋东头还有一户人家,那家有个男孩,小名叫羔子,当年十二三岁,有事无事爱往知青点跑,帮我们打水烧火,打扑克时,还能凑个手。他最崇拜我的有两样,一是吹笛子,一是摔跤。学吹笛子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于是他就决定跟我学摔跤。有空时,他就喊上几个小伙伴,我把他们领到野地里,搂后腰、携大腿,练开了把式。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告别乡亲时,我特意打了20斤散酒,买了几条烟,割了10来斤肉,告别宴就设在羔子家里。临走时,羔子还依依不舍地送我到村头,伫立了良久……

  回头想想觉得那段日子挺充实的。知青点等于是全大队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没设大队部,大队两委开会全在这里,尤其是在午秋和年终分红算账时,几个知青就担负着后勤,买菜、杀鸡、做饭,等会开完了,我们就与他们一起吃饭喝酒。那时,时不时地要搞什么宣传,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大队的知青、回乡知青还有下放户的子女都来了,编快板,唱样板戏,唱《朝阳沟》,我会吹笛子,能来一段《扬鞭策马运粮忙》。

  学 习

  1977年的夏天,我被抽到县“五七”办公室,筹备全县两年一度的知青代表大会。大会需要表彰先进人物,抽我去就是写材料,经常去全县的各个知青点。

  其实,我的文学水平还是可以的,但语文、历史以外的东西几乎什么也不懂。上小学一年级是赶在“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新生上学没领到新书,发本《毛主席语录》权当课本学。在学校里没识几个字,连拼音也没学会,不会一首唐诗。上初中时有个很好的机缘,我父亲调入了党校工作,我才得以进学校的图书室找书看。因为家中拥挤,我和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教员住在了一起,每晚我们在一个灯下看书,我请教他的是不认识的字和词,而他却老给我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还讲《反杜林论》。初二那年,老党校图书室搬家,我往家中搬来几百本“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书,在家中逐一看完。直到下放之前,几年里,我的生活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穿着运动鞋去学校打球跑步,上学便是打球;而回到家中,将所有的书挨个看,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没有教学计划,更没有辅导老师,只要你敢写,他敢印,我就敢去看。所以,我的文化知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会的。在“五七”办的四五个月里,我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学习,农村那里偶尔回去一趟,把生产队里分的口粮带回来,其他什么也不去想了。

  下放不到一年,就是1977年的冬季,全国恢复了高考,一改从前推荐上大学那种方式。大比之年,千万个在大学门外徘徊了10年的青年人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考就考吧,也似乎只有这条路了。知道消息的当天晚上,我躺在知青点的木板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学是什么样子,从没进过大学的校门,不知道。可是,那无疑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我历数着我看过的小说和电影,将所有有关大学的内容都调出来了,《青春之歌》《勇往直前》《大浪淘沙》,甚至连《决裂》也想到了,总之,那是个充满着幻想和憧憬的夜晚,年轻人的梦想在如水月光的映射下分外地迷人。

  从农村急忙回城,胡乱复习了一个月便仓促上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考了多少分也没心情去问清楚。

  复 习

  1977年高考失利,怎么办?下放知青的3条大道摆在我面前:招工、上学和当兵。自然,3条大道都不走,留在农村扎根修地球也是一条路。高考落榜,真的说明这条路走不通吗?想到我10年寒窗同“文化大革命”10年共起共止的基本现实,我灰心丧气,觉得前途渺茫。而正当我收起复习资料回到知青点时,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又传来:铁道部队又要招兵了。知青点的几个“老插”们,纷纷摩拳擦掌,奔走相告,报名参军,其应征的场景是十分感人的。此现象背后有一个大家都明白却又都不愿戳破的事实,即当兵就等于有了工作,就能回城。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我搬来我妈妈,找到公社几位领导。他们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不过,他们又说,当兵很简单,家庭、身体什么条件都不错,但你没想想吗?恢复高考才一年,一次考不上就心灰意懒了吗?当时我有种逆反心理,你说当兵容易,我就非不当兵,所以就这样放弃了当兵的想法,回城到一中插班复读,指望利用半年的时间考上大学。

  1978年的初夏,接到教育局通知,知青们要回各自公社报名,时间3天。我想,几个年轻人骑车一会儿即能骑到赵桥公社,我打算最后一日报名。谁料到,到了第二天的深夜,一场暴雨,整整下到天亮,这时我慌了:公社几十里的老淤土路,怎能骑车?只好徒步了。于是,我换上雨衣胶鞋,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公社了。谁知辛辛苦苦到了公社,办事人说,须回本大队开介绍信,好,我便走了15里路回到大队,到了大队部一问,老会计到10里外亲戚家去了,没有公章怎能开信?我便又走到10里外把老会计找回来,等写好信盖好章,再赶回公社,我的双脚已磨出了泡,两腿肿胀,几乎走不动了。我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开始返城时,已是晚上8点钟,天黑路滑,走在路上,因为口渴,溜进路边的瓜地里,扒吃了地里的生瓜,又闹了肚子,等到一步一步地挪到家中时,已是深夜12点,酸肿的两腿是用双手架到床上的。

  这一天,我在雨中走了120里路,并且没吃上一口饭。

  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双腿,临考前的一个多月里,我发疯玩命地学。等到考试时,力争不给试卷留半点空白。秋闱揭榜,大名已高居其中,嗬嗬,我真幸运,我中了!

  从上大学到今日已30多个年头了。回头想想,我的命运是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我出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年月,幸亏有个拨乱反正时期,救了国家,同时也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是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千万个我的同龄人荒废学业,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整个民族复苏、国运的转机。我真心地祝愿,我们这一代的悲喜剧切莫在下一代身上重演,每个青年都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都成为时代的宠儿。

Tags: 责任编辑:邝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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